刘昆：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措施

2014年公布的并购交易价值2000亿美元，但今年为避税而进行的并购重组狂潮将难再现。

最后，制药巨头新药研发管线能否持续诞生重磅药物，这也是一个问题。而强生的制药分部，也一直在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及盈利增长。

尽管保健产品甚至医疗器械并非特别快速增长的领域，但它们提供了强大的定价能力（个人保健产品）和乐观的长期前景（医疗器械）。报告指出，在制药领域，投资者往往重点关注市值(Market Cap)最大的10家公司，这些公司拥有成熟的产品组合、庞大的新药研发管线、大量的现金流，这使得它们所能支付的股息一直保持在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平均2%的水平。除了不错的派息，医药板块的另一大特点是大宗股票回购。其中尤其要提的是默沙东（Merck Co），该公司在研的抗PD-1药物Keytruda是FDA唯一批准用于转移性黑色素瘤最后一线治疗的免疫疗法。另一方面，药企给投资者带来显著股息收入的同时，反过来也会激励投资者增持公司股票以获得更多的投资红利。

行业老大哥——强生（JNJ），是个例外正如上表所示，制药巨头们能给股东带来更多的激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刀枪不入。例如，从2010年开始，礼来（Eli Lilly）的抗癌药Gemzar、精神分裂症药物再谱乐（Zyprexa）、骨质疏松症药物Evista、疼痛药物Cymbalta、糖尿病药物Humalog接连失去专利保护。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糖尿病和前列腺手术，或者是仅仅因为衰老。

正常情况下，阴茎不可能持续勃起数小时。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男性，每14人中就有一人会得前列腺癌，治疗或者手术带来的勃起功能障碍为伟哥和希爱力创造每年40亿美元的销售，如此看来副作用少的人工香蕉毒液伟哥的市场潜力相当可观这让我们不得不发问，转基因科普为何这么困难？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首次将转基因科普与研发和安全管理并列。结果，等科学结论出现，媒体的兴趣已经锐减，这导致在有关转基因的新闻辩论中，各方力量并不均衡。

其他学者则断定，与其说更高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的快捷方式，让人们更倾向于基于风险与收益来衡量转基因。所谓不可知效应，就是公众相信围绕着转基因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

这些报道在价值立场上为读者构建了对利益勾结的控诉，引发了公众对转基因的质询和抵制。更重要的是，当公众关注转基因议题时——这通常是转基因争议再起或新问题出现时——他们要及时看到来自科学家一方的积极而理性的声音。究其原因，是因为科学家要对事件进行调查，而生物技术公司要用低调避免争端引火烧身。为何中国的研究结论会与前述知识作用有限的研究结论出入较大呢？原因之一是时间差异。

不用说，在大多数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趋于固化之际，做出回避或拒绝决定的人不在少数。无论如何，这些习惯让我们回避风险，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认知资源。第三，科学家走出实验室，不仅是挤出时间多开几场转基因科普讲座或多发表一些科普文章。而且，与往年的一号文件相比，分子育种的委婉表述被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替代。

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不同类型的知识对受访者觉察到的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在统计上也没有显著相关性。总结上面介绍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认为，公众的知识水平并不能确保他们接受转基因，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度与人们是否接受转基因有很强的相关性。

这表明了中央对转基因研发的鲜明态度，有助于转基因议题的脱敏，纠正当前舆论污名化转基因技术的倾向。但当各种有关转基因的负面消息充斥媒体或网络空间时，人们会迅速形成对转基因的态度，这种态度大多时候是负面的。

让很多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有些沮丧的是，猜疑、抵制甚至谩骂转基因的言论在网上一直甚嚣尘上。首先，研究结论表明，相比于科学知识的多寡，对科学权威的尊重程度更能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支持程度。这很好理解，因为公众需要政府为新技术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这意味着，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要走出实验室与公众积极沟通，让公众通过对科学权威的信任转而更加理性地看待转基因问题，并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尊重科学权威和信任科学家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新兴技术非常重要。第四，要进行转基因科普，不能仅仅靠启动一批新的科普项目，更需要整个科研考评和科研组织体系的变化，将广义的科学传播工作以某种方式纳入科研考评体系。

而一旦形成这种态度，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把它与自己的既定态度做比较，然后迅速做出决定。这能使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不再是费时费力又不讨好（不能记录为学术成绩）的行动。

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学历差异也代表着对科学界的信任度差异。对中国的研究，最晚在2006年进行，其时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尚未固化，知识仍有用武之地，但这只是表面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用高举转基因科普大旗的方式来促进与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把解决方案——虽然现在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限于加强对公众的知识教育。另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是，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与人们接受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密切相关，这对中国的转基因决策尤为重要。

转基因科普该如何进行开展公众参与的科学活动，让各种声音平等发言上述分析表明，转基因争议的形成是心理认知、社会、政治、科学、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各种研究比较一致的一个结论是，知识程度不能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度，与对转基因的接受度相关2006年，一项关于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舆论的调查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是否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与其对各项生物技术（含转基因农业、转基因食品、基因检测、克隆人类细胞等）的接受有明显相关性。所谓公共机构，既包括管理具有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政府部门，也包括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机构、科学家和企业。实际上，许多学者相信，体制性信任特别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是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具有较低风险意识和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

转基因科普：难在何处，路在何方 2015-03-31 06:00 · angus 事实上，各种转基因科普此前一直在进行，但整体看，这些脉冲式的科普活动并不系统，受众面有限，形式较为单一，因此成效并不明显。中国转基因科研与产业界同样存在这种回避热点新闻的情况。

一项对近15年来世界主要英文媒体对转基因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发现，科学家或生物技术公司的信息发布总是比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慢了一拍，错过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时期，相应地减少了公众全面获取转基因知识和正面信息的机会。相信科学权威对于人们接受转基因有很强的影响。

1990年代初期转基因争议初起时，欧洲以反核和反企业污染为标志的环保运动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很多环保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者亟须新靶点，转基因来得恰到好处。例如，1990年代末，有研究者将相同的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信息拿给两组英国公众看，告诉其中一组这是科学家的结论，告诉另一组这是英国政府的结论。

除政府外，体制性信任也体现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上。比如，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样，将特定比例的科研经费（一般不超过5%）用于科学传播。结果后一组对转基因安全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前一组。事实上，各种转基因科普此前一直在进行，但整体看，这些脉冲式的科普活动并不系统，受众面有限，形式较为单一，因此成效并不明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转基因议题已经超出科学本身，成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鲜活体现。科学家对热点事件的回应，往往晚于媒体对它的报道通过上述分析后，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把人们是否接受转基因的主因归结为认知习惯、信任与价值等心理因素，那就难以解释，为何其他的争议性科技没有像转基因这样遭到这么多非议？为何转基因议题在世界转基因研发与应用第一大国美国没有成为重大的争议甚至话题？实际上，这又涉及社会体制与人类认知因素的互动。

分析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在疯牛病问题上隐瞒真相的结果。这让我们不得不发问，转基因科普为何这么困难？转基因科普为什么难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并不能决定转基因接受度在谈论转基因科普前，不妨先换个问法，要不要转基因科普？之所以这么问，并不是让转基因科学家或相关科学界放弃与公众的交流，而是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传播研究者30多年来对转基因的研究表明，转基因争议是公众心理认知特点、社会背景以及科学延后的传播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并不完全是由于公众的转基因知识不够。

一项最新发表的对澳大利亚人10年来对转基因态度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显著相关。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们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至关重要。